Funny生于上世纪50年代，看起来和同年龄的人很不一样，言谈举止充满同龄人少见的活力和自信。

她有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离经叛道的理念：对孩子来说，学习知识不重要，快乐才最重要。

「人生会有很多挫折，很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我希望孩子长大后是一个幸福感指数很高的人，即便未来只挣很少的钱，或者遇到很大的打击和困难，但他的嘴角还能有一丝微笑。」

Funny用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浪漫来描述她认为孩子成长最需要的能力——抗打击能力。

她认为成年后关键时刻的处变不惊，来自于一个人小时候感受快乐的多少。

「我研究过心理学，在16岁之前，孩子的心灵需要得到绝对的保护。在这之前所有的挫折和伤害，都会给孩子的内心留下伤痕，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

他们家并不算非常宽裕，丈夫是工程师，Funny的自由职业能让她获得很大程度的身心自由，却不能提供非常丰厚的收入。

她却为孩子选择了英国人办的国际学校。随着孩子成长，这条西式教育之路的代价也越来越昂贵。近20年前，国际学校在北京还是个新鲜名词，仅有少量为外籍在华工作人员开设的学校，并不是中国家庭可选择的教育产品。

Funny孩子入读的国际学校完全按英国的学制、教学方式和收费标准，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学费5万多元，一年的学费接近18万元。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鲜有中国家庭愿意负担这么昂贵的费用，去购买一种与国内公立学校迥然不同的教学方式，入学时Funny的孩子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选择什么样的教育，不仅事关个人喜好，更是一种与代际相连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Funny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想要为孩子提供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

Funny对传统教育的排斥一部分来自个体感受。她回忆自己的上学经历，将传统学校的教育评价为「老师除了发号施令就是指责」，孩子在教师威权的压抑下，得不到尊重，也因此丧失自信和快乐。

直到2014年，就读于国内公立学校的孩子依然有着和Funny相似的感受。12岁的女孩陈钦怡今年刚从国内一家公立名校转到了一所国际学校。当对本刊记者比较在两种不同体制学校的感受时，陈钦怡讲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公立学校的时候，有一次我负责做板报，原来的做法都是把板报内容打印后贴出来，因为我学过画画，觉得打印的字没有艺术字好看，而且在电脑上做很费时间，于是就准备了一个手写的艺术字版本，但老师坚决不同意我的想法，说一定要按原来的做法打印，这样显得更整齐。」

用美术字还是用打印版，看起来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却包含着若干个具有突破性的选择：

是不是要打破办板报的常规？

怎么样实现自己的新想法？

敢不敢说服老师接受自己的想法？

成长就是由无数个这样微小的选择累积而成的。在自主选择并获得认可的过程中，孩子慢慢建立起自尊和自信。但以老师威权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在大部分时候剥夺了孩子自我选择的权利。

虽然陈钦怡已经画好了艺术字，但老师还是坚持按原来的方式，将板报做成打印版。陈钦怡没有做什么争辩就顺从了老师的决定。

她的平静中包含着一种小孩子的无奈：「我也没有办法，老师总是对的嘛。」陈钦怡曾入读的公立学校是一所当地名校，不少名人之后也在此就读。

陈钦怡说自己在公立名校上学的日子并不快乐，这种不快乐的感觉不是绝对的，也并不强烈，「因为学校里还有很多朋友」，但从机构层面，她感受到的温暖和尊重很少。

她的不快乐是孩子天性和自我意识被压迫却又无力反抗的不甘和无奈，这种并不明显，但却持续存在的低落情绪，只有接受了与传统教育不同观念的成年人才能觉察。

妈妈孙敏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女儿这种情绪。当传统学校还囿于体制进步缓慢时，很多家长已经在学着去体会孩子的感受，寻找更有效的和孩子沟通的方式。

做母亲后，孙敏也阅读了很多有关教育孩子的书，并建立起自己对教育的取舍标准：「教育的根本是要立精神，人在天地之间，怎么能既适应社会，又找到自我。」

她将自己思考的「好教育」评判标准归结为几条：

一、是有利于孩子身体健康；二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尊自信，以后到一个陌生环境中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三是情绪管理，能为负面情绪找到正确的出口；最重要的是抗错力，以后的世界瞬息多变，新问题层出不穷，孩子要有面对挫折的能力。

这是新一代家长的价值观，大大超越以分数和知识为标准的传统教育评判体系，需要一个不同以往的教育场所才能与之匹配。

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但他们讲述的故事中都包含着一个关键感受：尊重。

Funny回忆自己孩子上国际学校的经历，有一个细节让她至今还颇为感叹。

“有一次圣诞节，他们班要演一个舞台剧，剧中的角色是各种动物，猴子、小猪、大象等等。

我的孩子非常胖，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演小猪。但结果并不是这样，没有让他演小猪，也没有让班上非常瘦小的孩子演小猴。

老师解释这是对孩子的尊重，不能去强调丑化孩子的身材特点。他们为了尊重孩子，可以考虑到这么细致，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